文 | 李保泰
生产队是国家政权延伸到最底层的组织，也是农业部最小的生产单位。生产队的管理者非政府工作人员，但受人民公社领导。生产队的前身是农业合作社，生产队后更名为现在的村民小组，因此有的农民就把生产队叫农业社。生产队大约存在了二十年。生产队一般由自然村庄组成，一个生产队由若干农户组成，生产队的成员叫社员。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社员根据体力大小、劳动好坏评一个工分.一般成年男子干一天活是10分，也叫一个工或一个劳动日；体力差的男人干一天活是9分。体力好的女人干一天活是8分。我上小学四、五年级时，和我一般大小男孩干一天活是3.5分。 生产队有工分册子，每天晚上干了活的社员都来村子的会议室记工分，工分由会计记，会计不在的时候由会写字的人记。记工分只有两项内容：某月某日干什么活，得几分。会计边记工分，生产队长一边派第二天要干的活，比如犁地几人、都是谁，剩下的人碾场。生产队长的嗓门一定要大，站在村子最显要的位置呐喊几声，比如：“套犁哩——”、“在殿背后锄玉米哩——”。社员们听到队长的喊声就会去上工。有的村子有铃，队长先敲铃，后呐喊。生产队长一天喊三次：早上出工、下午出工、晚上记工分。
到了年底，把社员的工分都加起来，用村子里的剩余现金除以总工分，算出每个工日的价钱，再算出每个家庭应分的钱。并不是每家都能分到钱，孩子多的家庭一般分不到钱，因为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是要算钱的。我们村子大多是每个劳动日值四毛到七毛之间。我们公社最差的一个生产队，一个劳动日值九分钱。
生产队体制在它的后期弊端突显。主要是大家出工不出力，劳动效率低下，作务庄稼不细致，浪费严重。当时有句顺口溜说：“自留地里扎花哩，队里地里胡挖哩。”没有队长在场时，效率更低下。一次，我和村上的几个人下午去玉米地里割草，割了一会儿，有个社员说休息，大家都休息，一直休息到天快黑时才割了几分钟，天黑后就回家了。那天下午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都长。有一次暑假，把场摊下后，队长留下了赶碌碡的人，其他人都去沟里割草木樨。走到了，大家先坐在一棵核桃树下休息，有个女社员上树去把核桃摇下来，大家一起吃核桃，核桃吃完，女社员害怕了，叫大家赶紧割，每个人还没割够一垒时，队长叫翻场哩，那天中午只干了十来分钟。还有一次，队长派我们一伙青年人去下沟晒麦草，走到场边，大家坐在核桃树下打牌，其他人看热闹，晌午时分副队长来看，大家还在打牌，他气的没有说出话来。我从小学四、五年级开始，利用星期天、假期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挣工分。我爷爷常常骂我父亲是个凹头铁锨，嫌我劳动太早，恐怕挣了身体。虽然那时我父亲是正队长，但我干活时也是河里尿尿哩——随大流。比我们村更差的情况也有，我们公社有个生产队，青年社员常常不辞而别，今天还在生产队劳动，明天人失踪了，在外流浪几年不回家。我一个远路亲戚说，他们那儿夏收时劳动的人少，生产队给劳动的人发油饼，但油饼不是天天发，为了吃油饼，劳动的人多了。有个老汉说，农业社“业”了。
1978年，安徽小岗村农民私下分田到户，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序幕。1980年，农业改革已经影响到了本地。我们村子将原来的生产队分成了两个生产小组。但实施难度大，上边的力度也不大，所以是名存实亡。到了1981年，甘肃庄浪县准备土地承包到户。知青走后，村上缺少劳动力，收了五户甘肃庄浪人，他们得知消息后，有四户回了老家。真是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”
此时，村里的人知道，分田到户是迟早的事。1982年秋季，真的分地了。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，反应各不相同。当时，解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大多去世，全村爷爷辈的人只有我四爷一人，这一代人经历了旧中国，有单干的基础，他们都很勤劳，给生产队干活也不偷懒，他们常常看不惯年轻农民，他们也看不上年轻人干的活。他们在生产队时期吃不饱肚子。我三爷老了后给生产队放牛，生产队分的粮食麦子少，玉米多。我三爷说玉米面吃的他腿困撵不上牛，叫我家给他借了一斗麦子。他用石磨子推成面粉装在瓦罐，想吃了，擀一碗面，调一碗干面。第一代农民肯定是喜欢包产到户的。像我父亲一样的第二代农民，他们一生上了许多当，他们不相信包产到户能长久。像我一样的第三代农民，长期受教条主义思想影响，认为分田到户不符合社会主义特征，是社会倒退。还有些青年农民和妇女，认为在一块干活热闹，分了不好。不管谁怎么想，上边的政策很强硬，不分不行。我村有1800亩土地，分布在五条沟八面坡上，人均十四亩地。村里由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分地班子，先分玉米地，玉米地是农业学大寨修的平地，一个人只能分几分。坡地按远近、阴坡阳坡、山顶沟底、红土黄土、路边崖边等因素搭配，老农说，“有钱不买三边地”。我们村的分地工作很顺利，基本上没有意见。就是甘肃人老李的地差些，红土地多，但他们家地里的核桃树多，也算得到了补偿。
我们村的土地都在坡上，世世代代都靠牛犁地。村上当时有40多头牛，每头牛都有个名字，是是饲养员给起的。每头牛都按市场价评了价，每家按土地多少分牛。我家四十二亩地只能分到一头价值160元的老母牛，名字叫秃尾巴。璇虫把尾巴尖长长毛的部分璇掉了，又名跑山。好在还有生育能力，第二年生了头小牛犊。分牛也算顺利，就是老练家有意见。他说他家1958年入社时把两头大黑犍牛交给了队里，现在只给他分了一头乳牛，别人家的牛都拉走了，他家的牛第二天才拉走。没想到这头母牛养活了他们爷父两个，每年 生一只牛犊，牛犊卖了的钱够他们花了。分了一头犍牛的人，牛不发展，最后自己掏钱买乳牛。
村上还有六头骡子，每三户分一头，每户轮流喂一月。骡子要吃料，拌草要用麸子。各户都舍不得给骡子搭料，越喂骡子越瘦，走上都不稳当，别说驮东西。最后大家商量卖给一户，万不得已需要用时再借人家的，用了给人家给些料（玉米）。分了牛后，当年种麦子自己种自己的。我家只有一头牛，甘肃家老李也是一头牛，他会撒种子，我们两家合在一起种。第二年各自都买了一头牛，就不合作了。
牛是个张口货，春、夏、秋三季靠放，冬季靠喂。铡草是个技术活，我家铡草时有时叫我大伯帮忙，有时叫甘肃老李帮忙。我大伯是生产队擩草的把式，他往铡口添草，腿把草压得瓷实，力气不好的小伙压铡把根本压不下去，常常被他臭骂一顿，“球都能掏猪食槽了，连个铡把都压不下去。” 小伙求饶后，他给减草。我只有脱掉棉衣才能压下去我伯擩的草。我伯擩的草细。老农说，寸草铡三刀，不用上料也长膘。
包产到户第一料麦子，我家收了三石五斗，合1750斤，应卖给国家460斤。那年风调雨顺，麦子在成熟期时光照好，收割期有没有雨打搅，麦颜色很亮，擀的面很有劲。包产到户第二年，我家收了五石麦子，最多的一年收了七石麦子。
我敢说包产到户收了第一料麦子后，没有人愿意合了，大家都是拥护这个政策的。邓小平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，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。我说农民兄弟应该感谢的第二位中央领导人是温家宝同志，他取消了农业税，斩断了一切向农民伸手要钱的魔爪。你只管种你的地，不用交公购粮，你不用去栽树，不用去给公路上拉沙，国家还给你粮食直补。大家也不要怨悔毛主席。毛主席的想法是好的，但不符合实际。毛主席虽然天天抓阶级斗争，但人的私心是斗不掉的，只能靠制度去约束。
我身上流的是农民的血，我热爱土地，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台四轮拖拉机，实现我的现代化农业梦。眼看着拖拉机从两千多元一直涨到一万八千多元，都没有下定决心买。我们的第四代农民更有魄力，在种植方式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畜力都淘汰了，我的亲戚家几乎家家都有大拖拉机。种地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力了。
包产到户35年来，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越来越好，农民的思想也越来越进步。但愿我们管理农业的干部思想也要进步，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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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2-12 22:48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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