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中的生产队
文 | 李保泰
一、生产队
生产队是国家政权延伸到最底层的组织,也是农业部最小的生产单位。生产队的管理者非政府工作人员,但受人民公社领导。生产队的前身是农业合作社,生产队后更名为现在的村民小组,因此有的农民就把生产队叫农业社。生产队大约存在了二十年。生产队一般由自然村庄组成,一个生产队由若干农户组成,生产队的成员叫社员。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社员根据体力大小、劳动好坏评一个工分.一般成年男子干一天活是10分,也叫一个工或一个劳动日;体力差的男人干一天活是9分。体力好的女人干一天活是8分。我上小学四、五年级时,和我一般大小男孩干一天活是3.5分。
生产队有工分册子,每天晚上干了活的社员都来村子的会议室记工分,工分由会计记,会计不在的时候由会写字的人记。记工分只有两项内容:某月某日干什么活,得几分。会计边记工分,生产队长一边派第二天要干的活,比如犁地几人、都是谁,剩下的人碾场。生产队长的嗓门一定要大,站在村子最显要的位置呐喊几声,比如:“套犁哩——”、“在殿背后锄玉米哩——”。社员们听到队长的喊声就会去上工。有的村子有铃,队长先敲铃,后呐喊。生产队长一天喊三次:早上出工、下午出工、晚上记工分。
到了年底,把社员的工分都加起来,用村子里的剩余现金除以总工分,算出每个工日的价钱,再算出每个家庭应分的钱。并不是每家都能分到钱,孩子多的家庭一般分不到钱,因为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是要算钱的。我们村子大多是每个劳动日值四毛到七毛之间。我们公社最差的一个生产队,一个劳动日值九分钱。
生产队体制在它的后期弊端突显。主要是大家出工不出力,劳动效率低下,作务庄稼不细致,浪费严重。当时有句顺口溜说:“自留地里扎花哩,队里地里胡挖哩。”没有队长在场时,效率更低下。一次,我和村上的几个人下午去玉米地里割草,割了一会儿,有个社员说休息,大家都休息,一直休息到天快黑时才割了几分钟,天黑后就回家了。那天下午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都长。有一次暑假,把场摊下后,队长留下了赶碌碡的人,其他人都去沟里割草木樨。走到了,大家先坐在一棵核桃树下休息,有个女社员上树去把核桃摇下来,大家一起吃核桃,核桃吃完,女社员害怕了,叫大家赶紧割,每个人还没割够一垒时,队长叫翻场哩,那天中午只干了十来分钟。还有一次,队长派我们一伙青年人去下沟晒麦草,走到场边,大家坐在核桃树下打牌,其他人看热闹,晌午时分副队长来看,大家还在打牌,他气的没有说出话来。我从小学四、五年级开始,利用星期天、假期参加生产队劳动,挣工分。我爷爷常常骂我父亲是个凹头铁锨,嫌我劳动太早,恐怕挣了身体。虽然那时我父亲是正队长,但我干活时也是河里尿尿哩——随大流。比我们村更差的情况也有,我们公社有个生产队,青年社员常常不辞而别,今天还在生产队劳动,明天人失踪了,在外流浪几年不回家。我一个远路亲戚说,他们那儿夏收时劳动的人少,生产队给劳动的人发油饼,但油饼不是天天发,为了吃油饼,劳动的人多了。有个老汉说,农业社“业”了。
二、分 地
1978年,安徽小岗村农民私下分田到户,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序幕。1980年,农业改革已经影响到了本地。我们村子将原来的生产队分成了两个生产小组。但实施难度大,上边的力度也不大,所以是名存实亡。到了1981年,甘肃庄浪县准备土地承包到户。知青走后,村上缺少劳动力,收了五户甘肃庄浪人,他们得知消息后,有四户回了老家。真是“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。”
此时,村里的人知道,分田到户是迟早的事。1982年秋季,真的分地了。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,反应各不相同。当时,解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大多去世,全村爷爷辈的人只有我四爷一人,这一代人经历了旧中国,有单干的基础,他们都很勤劳,给生产队干活也不偷懒,他们常常看不惯年轻农民,他们也看不上年轻人干的活。他们在生产队时期吃不饱肚子。我三爷老了后给生产队放牛,生产队分的粮食麦子少,玉米多。我三爷说玉米面吃的他腿困撵不上牛,叫我家给他借了一斗麦子。他用石磨子推成面粉装在瓦罐,想吃了,擀一碗面,调一碗干面。第一代农民肯定是喜欢包产到户的。像我父亲一样的第二代农民,他们一生上了许多当,他们不相信包产到户能长久。像我一样的第三代农民,长期受教条主义思想影响,认为分田到户不符合社会主义特征,是社会倒退。还有些青年农民和妇女,认为在一块干活热闹,分了不好。不管谁怎么想,上边的政策很强硬,不分不行。我村有1800亩土地,分布在五条沟八面坡上,人均十四亩地。村里由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分地班子,先分玉米地,玉米地是农业学大寨修的平地,一个人只能分几分。坡地按远近、阴坡阳坡、山顶沟底、红土黄土、路边崖边等因素搭配,老农说,“有钱不买三边地”。我们村的分地工作很顺利,基本上没有意见。就是甘肃人老李的地差些,红土地多,但他们家地里的核桃树多,也算得到了补偿。
三、分牛
我们村的土地都在坡上,世世代代都靠牛犁地。村上当时有40多头牛,每头牛都有个名字,是是饲养员给起的。每头牛都按市场价评了价,每家按土地多少分牛。我家四十二亩地只能分到一头价值160元的老母牛,名字叫秃尾巴。璇虫把尾巴尖长长毛的部分璇掉了,又名跑山。好在还有生育能力,第二年生了头小牛犊。分牛也算顺利,就是老练家有意见。他说他家1958年入社时把两头大黑犍牛交给了队里,现在只给他分了一头乳牛,别人家的牛都拉走了,他家的牛第二天才拉走。没想到这头母牛养活了他们爷父两个,每年 生一只牛犊,牛犊卖了的钱够他们花了。分了一头犍牛的人,牛不发展,最后自己掏钱买乳牛。
村上还有六头骡子,每三户分一头,每户轮流喂一月。骡子要吃料,拌草要用麸子。各户都舍不得给骡子搭料,越喂骡子越瘦,走上都不稳当,别说驮东西。最后大家商量卖给一户,万不得已需要用时再借人家的,用了给人家给些料(玉米)。分了牛后,当年种麦子自己种自己的。我家只有一头牛,甘肃家老李也是一头牛,他会撒种子,我们两家合在一起种。第二年各自都买了一头牛,就不合作了。
牛是个张口货,春、夏、秋三季靠放,冬季靠喂。铡草是个技术活,我家铡草时有时叫我大伯帮忙,有时叫甘肃老李帮忙。我大伯是生产队擩草的把式,他往铡口添草,腿把草压得瓷实,力气不好的小伙压铡把根本压不下去,常常被他臭骂一顿,“球都能掏猪食槽了,连个铡把都压不下去。” 小伙求饶后,他给减草。我只有脱掉棉衣才能压下去我伯擩的草。我伯擩的草细。老农说,寸草铡三刀,不用上料也长膘。
包产到户第一料麦子,我家收了三石五斗,合1750斤,应卖给国家460斤。那年风调雨顺,麦子在成熟期时光照好,收割期有没有雨打搅,麦颜色很亮,擀的面很有劲。包产到户第二年,我家收了五石麦子,最多的一年收了七石麦子。
我敢说包产到户收了第一料麦子后,没有人愿意合了,大家都是拥护这个政策的。邓小平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,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。我说农民兄弟应该感谢的第二位中央领导人是温家宝同志,他取消了农业税,斩断了一切向农民伸手要钱的魔爪。你只管种你的地,不用交公购粮,你不用去栽树,不用去给公路上拉沙,国家还给你粮食直补。大家也不要怨悔毛主席。毛主席的想法是好的,但不符合实际。毛主席虽然天天抓阶级斗争,但人的私心是斗不掉的,只能靠制度去约束。
我身上流的是农民的血,我热爱土地,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台四轮拖拉机,实现我的现代化农业梦。眼看着拖拉机从两千多元一直涨到一万八千多元,都没有下定决心买。我们的第四代农民更有魄力,在种植方式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畜力都淘汰了,我的亲戚家几乎家家都有大拖拉机。种地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力了。
包产到户35年来,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越来越好,农民的思想也越来越进步。但愿我们管理农业的干部思想也要进步,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 好文章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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